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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:青年苏轼的“法学理想国”

2017-11-27 17:54:20   来源:

    北宋仁宗嘉祐二年(公元1057年),天下士子云集京城。他们绝不是为了尝尝正宗的开封菜,而是为了博取鱼跃龙门的良机——参加礼部进士科考试,意图成为天子的“菜”。这场风云际会的考试,注定是北宋政坛和文坛上一次彪炳千秋的盛会。因为考官是欧阳修、梅尧臣……考生有苏轼、苏洵、曾巩、章敦……可谓文坛巨匠与政坛宰辅群英荟萃。此次科考的试题也颇为独特——竟然是一道关乎法学命题的策论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,该题出自《尚书·大禹谟》伪孔安国的注文:“刑疑付轻,赏疑从众,忠厚之至。”北宋朝廷开科取士能以此为题,可见当朝统治者也是知法、重法的。

    时年21岁的苏轼便在此次应试中高中榜眼,一举成为北宋政界、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。

    苏轼这篇命题作文一出世,便伴生许多为人津津乐道的文坛佳话。如主考欧阳修误以为此文是其弟子曾巩之作,为避嫌将其降为第二名,却“误伤”了本该是状元的苏轼;又如苏轼在文中杜撰尧与皋陶商议刑罚的典故,却向欧阳修解释是出自《三国志·孔融传》中的“想当然耳”;还有被欧阳修“点赞”到极致的那句评卷感言——“读轼书不觉汗出,快哉!老夫当避此人,放出一头地”……或许是由于幕后花絮颇多,反倒让人忽略了文章本身。

    本文虽是苏轼临场应试而作,却不失为论证赏罚宽严之道的名篇,从中亦可窥见青年苏轼的法学思想。此文之大意有三:

    一是论证为何应当“赏疑从与,罚疑从去”。上古圣君以忠厚德行对待百姓,赏善并“歌咏嗟叹”、勉励良善之人善始善终,罚恶但同情劝解、帮助作恶之人弃恶自新。在尧当政时,皋陶准备处决一个犯人,皋陶三次言杀,尧却接连三次赦免,所以天下人畏惧皋陶执法的坚决而喜爱尧用刑的宽大。四方诸侯建议“鲧可用”,尧原本认为鲧违抗命令、残害族人而不可用,后来又应允“试之”。为何尧不同意皋陶杀人的主张,却应允诸侯用鲧的建议呢?因为《尚书》中有云“罪疑惟轻,功疑惟重”,可赏可不赏而赏之,只是过于仁慈,但不失为君子!可罚可不罚而罚之,却是有违道义,已成残忍之人!故仁慈可以不过分拘泥于边界,而道义的底线丝毫不容践踏。

    二是阐述如何“赏罚”才为“忠厚之至”。“古赏者不以爵禄,刑不以刀锯”。因为,赏以爵禄、刑之刀锯的范围,都非常有限。天下善行不可能逐一被赏赐,爵禄也不足以用来劝勉所有人向善;天下恶行也不可能一一被惩罚,刀锯也不足以惩罚所有作恶之人。故此,赏罚有疑时,按照“仁”的宗旨去处置,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,使天下效仿君子长者之道,这便是忠厚到了极点。

    三是指明实现“忠厚”之道的基本法则。君子制止祸乱其实别无他法,也不过是控制个人喜怒,使其不失仁厚罢了。《春秋》的大义原则也是立法贵在严厉而处罚贵在从宽,按照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,这也是忠厚到了极点。

    此文区区六百余字,却饱含着极其深奥的法哲学思想,诸如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、法的惩罚与教育作用、法本身的功能限制、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等现代法学理念都可从中看到思想的火花,其文采、内涵均可视之为古代法学论文的经典之作。

    然而,此时的苏轼毕竟还只是一位满怀激情、求取功名的热血青年,距离那位历尽世事沧桑、宦海沉浮的东坡居士还相去甚远。此文中虽有法的思维,但仍旧以“仁”为核心。苏轼所指封建统治者“刑赏忠厚之至”的实践标准,恐怕与柏拉图所期望的“哲学王”也无多大差距。这篇过于理想化、学理化的雄文,终究难以成为经世致用的良策。笔者自问无法望东坡先生之项背,但对此文之不足略有所感,斗胆言之,此文之弊有三:

    其一,机械分割“赏与罚”。苏轼主张慎罚而厚赏便是仁德,殊不知“赏罚”乃是一体。公权力执“赏罚”二柄,对于社会成员权利义务的授予与剥夺,都会影响到彼此对应的利益格局和社会关系。在实现分配正义时,整体资源的“蛋糕”有限,于此处多予一块,于彼处则少得一块;在实现矫正正义时,既有利益状态必须调整,于此处宽纵一分,于彼处则受损一分。

    因此,“赏与罚”均是双刃之剑,个中权衡之道并不是“赏疑从与、罚疑从去”这一句话所能涵盖的。更何况苏轼也在文中指出,“刑赏”之功本就不能及于世间一切善恶,适用范围更加有限的“慎罚厚赏”岂能解决芸芸众生千奇百怪的世事纷争。

    特别是当今之世,社会联系日趋紧密,社会冲突错综复杂,更不能依赖单纯的“慎罚厚赏”之法来化解社会问题。诸如当前许多备受关注的刑事案件以及背后隐含的社会问题,也不是片面地“慎罚厚赏”便能解决的。

    其二,未能区分“法与情”。 此文两个典故不仅在真实性上有问题,在证明力上也不足以佐证其论点,反倒证明了尧之“赏罚”乃一断于情、而非一断于法。

    皋陶三次言杀之人、必有其罪,而尧三次言赦的缘由却不得而知。如尧对判定此人死罪有疑问,何不言明何疑之有、让皋陶去查明事实再依法而定?如果事实不清不应处死、皋陶还三次言杀,便是皋陶滥杀罪不当死之人,后人只会觉得皋陶残暴、又怎会赞扬皋陶的公正严明?如果罪证确凿且其罪当诛、执法官还一再坚持,便是尧放纵该当死罪之人,后人只会认为尧枉法,又岂能推崇尧的仁德?苏轼说此事最终让“天下人畏惧皋陶执法的坚决而喜爱尧用刑的宽大”,这其中的矛盾实在让人费解!至少,我们弄不清楚文中的“罚疑从去”,其“疑”究竟是疑于事、疑于情、还是疑于法?

    鲧(到舜当政时系遭放逐的“四凶”之一)曾有违抗命令、残害族人的过错,四方诸侯向尧举荐了鲧,而尧明知鲧是“带病提拔”,仍答应“试之”,尧确有“赏疑从与”的胸襟。但其赏是碍于四方诸侯的“情面”,还是看重鲧的某些优点?尧让曾有过错的鲧感受到了仁德,但是否会让奉公守法却不能被“试以重任”的其他部众感到不公?自古文人都以吏治为国家治理之本,此举似乎不仅难以褒扬,反而还有滥施仁德之嫌。

    因此,尧之行事重情而乱法,或偶有贤明之举,终难免个人的意识局限甚至恣意妄为,不能成为万世效仿之楷模。

    其三,忠厚之法“理想化”。苏轼认为“君子制止祸乱其实别无他法,也不过是控制个人喜怒,使其不失仁厚罢了”,但控制个人喜怒,在具体案件中公正赏罚,说来容易做来难。人之喜怒本就无常,赏罚尺度也难以平衡。故而,公平公正的社会不能仅靠“哲学王”的道德自律来营造,还是需要靠制度设计、靠法治构建作为基础。笔者在此依旧联想到最近的一些热点案件,记得我国有位知名刑法学家曾提出一个刑法学“专业槽”的概念,笔者深感赞同。刑法学乃至一切法律学科、甚至所有司法案件都有一个“专业槽”,不是任何人都可随意过来“啄把米”的。司法需要监督,司法也需要尊重、需要信任,这应成为全社会的基本共识。因为,尊重和信任司法,也是在尊重和信任法律,更是尊重和信任我们共同生活的“最高契约”。

    司法也不是苏轼所言“立法贵在严厉而处罚贵在从宽”这样简单。司法从来都不主张理想主义,要严格依法,但不可期望每一起案件都人人点赞、彪炳史册;司法更不崇尚“浪漫主义”,要勇于担当,但不可奢望通过审理一个案件便能解决所有相关的社会问题。“以事实为根据,以法律为准绳”——便是对法律人“刑赏忠厚之至论”的最佳注解。

    北宋神宗元丰三年(公元1080年),苏轼被贬至黄州,他在《答李之仪书》中曾说自己年轻时“读书作文,专为应举而已”,因科考而作了些“妄论厉害,搀说得失”的文章。以苏轼的风骨,此言应是在真心地反思应试之作的优劣。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(公元1101年),在海南遇赦北返的苏轼写下“总结人生”的千古名句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”。在这个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时候,不再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的东坡居士,不知将会如何评鉴当年“赏疑从与,罚疑从去”的“法学思想”?心中又会萌生何种至高境界的“刑赏忠厚之至论”?

    (作者单位:湖南省湘潭市人民检察院)